生平照片
1946年10月，在一艘从德国开往上海的海轮上，一位30多岁的中国医生在船甲板上成功地为一名肝脏破损，生命垂危的病人实施了肝脏缝补手术，病人因此转危为安。这在当时只能做阑尾切除等小手术的中国引起了轰动。船未抵岸，这件事已经被各大报纸所报道。而回到祖国的这名医生也很快用他的高超的医术证明了自己。他的名字——裘法祖，也很快传遍了上海滩。
裘法祖出生在人文荟萃的西子湖畔一个书香世家，1933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裘法祖的母亲在家中突然腹内剧痛，呻吟不止。请来的医生、郎中都束手无策。不久，母亲就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当时正在同济大学医院预班学习德语的裘法祖只有19岁，他查阅西医书籍，发现母亲竟是死于在国外只需要十几分钟做个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阑尾炎！痛心疾首的裘法祖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好医生，为千千万万个母亲解除病痛。
1936年，在两个姐姐的资助下，裘法祖只身远赴德国，就读于慕尼黑大学医学院。1939年秋，他通过了德国严格的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14门功课全部优秀，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被留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所属施瓦本医院当外科医生。不到5年他就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之后又受聘于土尔兹市立医院任外科主任。这样优秀的表现在当时的德国是绝无仅有的。
裘法祖是在施瓦本医院开始他的外科医生生涯的。经过一年的实习以后，他的导师才允许他做第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可就在做第三个阑尾切除术时，发生了一件影响裘法祖一生的事。病人是一位中年妇女，术后第五天，这位病人突然死去。尽管尸体解剖没有发现手术方面有什么问题，但裘法祖的导师轻轻说了一句：“这是一个四个小孩的妈妈。”就是这句话，裘法祖铭记了一辈子。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裘法祖在德国得到了“外科专科医师”的头衔，并担任土尔兹市立医院外科主任。德国的战乱使裘法祖获得了更多实践的机会。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外科医生都到前线去了，而老百姓需要医生，趁这个机会，裘法祖做了很多手术，医术获得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培养了裘法祖。
1946年底，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德国，裘法祖婉拒了导师和友人的挽留，毅然辞去市立医院外科主任的职务，卖掉汽车和房子，带着他的德国籍妻子和他们的孩子，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受聘于同济大学医学院。一年后，他接任了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中美医院（现同济医院）外科主任一职。在中国外科医疗水平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他开展了一系列当时风险较大、较复杂的手术。由于他才华出众，四年后即被推选接任我国外科界前辈黄家驷的上海外科学会会长之职。并于1948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
上个世纪40年代，裘法祖在我国外科界有“全才”之称。这是因为当时的外科还不分各类专科，外科大夫什么手术都做。用俗话说，裘法祖能从头到脚做各种外科手术。但在长期的实践中，裘法祖敏锐地觉察到，传统的“大外科”已不能适应外科医学的发展。于是他开始着手勾画在外科领域建立专科的蓝图，不久即在国内率先将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小儿外科、泌尿外科、脑外科及神经外科等专科。
在裘法祖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经历，就是1964年到1974年十年间的下乡巡回医疗。在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农村，裘法祖搞了一个技术TEAM（组），一个外科医生，两个助手，一个麻醉师，一个护理，五个人一组。一切都自己搞，因陋就简。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他们抢救了很多的病人。
几十年来，裘法祖在手术操作和手术风格上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裘氏风范。“裘氏刀法”是中国外科界的一把宝刀。裘法祖说：“我比较细致，比较慢，刀要开得好，我的主张就是能够不开刀的就不开刀，能够开小刀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就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所以我一直强调这是三个原则。病人对你是多么信任啊，他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你了，你有什么理由不把他当亲人看待呢？”
曾经有一次，一个职工被某医院的医生确诊为甲状腺癌，晚上哭着找到裘法祖家。裘法祖让她第二天到医院，为她检查后，对她说不是癌，是发炎。裘法祖说，癌是不能对病人随便讲的，一定要好好检查。许多病是可以问病史，通过普通检查诊断出来的。现在有的医生，就是凭实验报告单，化验单，CT单，MRI单，随便看一眼，就轻易下结论诊断。所以我的老师曾对我讲，看X光片的时候有三种医生，最坏的医生光看报告不看片子，报告怎么讲，就怎么诊断，比较好的医生先看报告，再看片子，最好的医生是先看片子再看报告。
上个世纪60年代，器官移植在美国崭露头角，裘法祖和他的学生吴在德、夏穗生闻风而动，于1965年9月创建了腹部外科研究室。1980年，中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经卫生部批准成立，裘法祖任所长并随即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病房。1988年他倡议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接着又创建了“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裘法祖是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第一人。他不仅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器官移植研究所。也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器官移植杂志。直到现在，裘法祖主持的肝移植仍然保持着两项全国纪录：例数最多，存活时间最长。
2003年12月，同济医院成功为两名尿毒症患儿做了肾脏移植手术，为他们提供无偿捐献的是一位脑死亡者。这是我国首例脑死亡捐献器官供临床手术的病例。对于这次手术，裘法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同时积极为器官捐献和脑死亡的立法奔走呼号。
裘法祖说，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为1999年5月在武汉起草的《中国脑死亡临床诊断标准》和《人体器官移植法》鼓与呼。因为在我国，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立法滞后，器官移植的发展受供体短缺的制约，每年有上万患者在等待器官，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得到，绝大多数患者在等待中死亡。
如今，经裘法祖先后培养起来的副教授以上的医学人才有50人之多。“读书——看病——再读书”，是他指给学生的求学之道。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仅在同济医院，裘法祖培养出的研究生，至今已经历了三代学术带头人。他强调外科医生务必做到“三会”，即会做手术、会写文章、会讲课。裘法祖用他的科学态度、技术特色、道德情操和人格风范影响了外科学界的几代人，被他的学生们自豪地称为“裘氏风范”。
裘法祖今年已届九十高龄了。他用手中的一把宝刀，曾经解除了成千上万人的病痛，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人们尊敬他爱戴他，他是第五、第六、第七届人大代表，身上有很多荣誉。他自己也常说：“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